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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費若本】
台灣的政壇上，現在正瀰漫著各種「氣」，怒氣、驕氣、酸氣、怨氣、殺氣……一大堆的污濁之氣，四處流竄，特別是那些想要參選二○○八年總統大位的幾位人士，更是集諸氣於一身。
他們之間，似乎總是在乎一些小恩小怨，比的也是小是小非，祇要一和競爭對手有關，彼此之間的言詞就濁氣逼人，什麼參加二二八活動，請帖有沒有專人送達，或是打電話親邀？什麼民調要用「排藍機制」？什麼「大位不可以智取」？什麼是「地方人士說的」，馬英九可能會「當選無效」？什麼「幕僚放話」：「王金平沒有勝算」……怒、酸、驕、怨、殺諸氣混雜，味道實在讓人難以聞嗅。
理論上，總統是「大位」，這些要選總統的人，當然所言所思都該是「想大的」(think big)，也應該和對手「比大的」。「想大的」並不是說一定非要拋出什麼多偉大的議題，他應該要想得更結構一點、理論更通透一點、思考得更根本一點，長遠一點。
譬如說，解決失業問題，可以發放救濟金，也可以輔導轉業，但也可以是從台灣整體產業結構著手，將救濟預算轉化成再教育資源，提升人民的競爭力，創造新生的經濟活動，這樣才叫做是「想大的」。
又譬如說，台灣因為產業結構的轉換，勞力密集的製造業已經蕭條，已有六成以上的人口從事服務業，但是，整個政府機器卻沒有因應「想大的」，針對過半數的人口，趕緊推動專門替服務業規畫將來，位階夠高，能和國科會、經濟部平起平坐，有足夠人才和預算，能夠決策的專責官署。不分藍綠，過去這些年以來，所端出來的產業政策，都還是「想小的」，以那些獲利高，但就業人口少的技術密集產業為主體；追逐總體ＧＤＰ帳面的成長，卻無法找到更合理的分配結構，真正解決大多數台灣人民生計漸入危機的窘況。
自許高又自戀，易罹患崇拜症
當前的台灣，絕對不是一個太平盛世，想競逐大位的人，他們該「想大的」事情太多，而不是整天和對手們小鼻子小眼睛的祇是「想小的」、「比小的」。
讓人更錯愕的是，該「想大的」，遲遲看不到這些有心競選總統的人表現相對應的格局；反而在搞一些「典範包裝」，台灣的天王們，可是心眼一個比一個大，他們「言必稱，行必學」的偶像，也是一個比一個大。
可以這樣說，這些政治人物自許很高，也都很自戀。
譬如說，游錫正以小泉純一郎為典範；蘇貞昌則從「做實事」的張之洞，轉向文豪大仲馬筆下之基督山伯爵了，不知蘇揆心中想要「復」什麼仇？謝長廷則是私淑德川家康，等待時機，不急著出手；呂秀蓮則捧出大長今，為自己化妝添粉；王金平陣營則自比是接位前夕之「雍正」，頗有「孤臣孽子」之心緒；馬英九則忽焉「劉銘傳」，忽焉「蔣渭水」，幕僚則觀察到是「蔣經國」，決策喜愛搞「天威難測」……一個比一個有來頭，馬王蘇謝游呂個個正化身為歷史名人，跨時空大戰，張飛打岳飛，殺得滿天飛。
基本上，追求典範原本在個人立身處事上，很有正面的價值，但這和隨便認師父卻是兩碼子事。一個愈缺乏信念和自信的人，愈會患「偶像崇拜症」，想像自己也和這些偶像一模一樣，把自己放入「自戀症候群」之列。
找典範求師父，政治紛擾根源
其實，台灣的政治人物從來就流行從歷史中找典範、求師父。蔣介石時代就力捧王陽明，鼓吹什麼「少康中興」等歷史神話。到了李登輝時代，中國歷史人物找得不夠了，一度，日本幕府的德川家康，成了當時政客人手一套必備寶典，大家讀之、引之、闡述之，好像基督徒讀聖經、穆斯林讀可蘭經、佛教徒頌金剛經般深信不疑。
李登輝為了處理掉末代省長宋楚瑜的「葉爾辛效應」，第一次總統直選後，國民黨和當時的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又搬出了法國強人戴高樂當偶像，大力鼓吹修憲，學法國「第五共和」，李登輝和許信良都自許是「戴高樂」，推動自稱可以「三十年長治久安」之「改良式雙首長制」，結果，這個制度卻成了台灣這些年來政治紛擾的根源，且無解。
到了二十世紀末，台灣政客又多了石原慎太郎這個偶像。宋楚瑜和謝長廷當時不但以石原自況，而且用石原典故，替他們「向中央說不」、「超黨派政治」找到合理性與宣傳口號。陳水扁更是大搞偶像崇拜的翹楚，他又是仿柯林頓的「大謀略」，又是效法布萊爾，自稱取經自紀登斯的「第三條路」、「新中間路線」。執政末期，為了延續自己在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地位，又想要複製美國制憲的「費城奇蹟」，鼓吹新憲了。
創造話題心態，專長跳躍學習
長久以來，台灣政治人物總是在找師父，覓偶像，總愛擺出進一步「學而時習之」的羨慕心理，總要平空移植偶像到台灣來，卻不見有幾人，真正捫心自問過：是不是找錯了師父，拜錯了偶像？
所謂的「戴高樂之第五共和」，在台灣，已經是憲政災難同義詞了；布萊爾的第三條路在英倫好像也吃不開了；石原當年為什麼會高票當選？難道真的祇是因為他打著無黨籍的旗號，敢向中央說不？還是有更深刻的日本政經因素？台灣的政治人物在拜師父、覓偶像時，真正想清楚過嗎？
其實，台灣的政治人物搞偶像，長期以來就是一種「造勢」、「創造話題」的心態。台灣的政治人物不但都擅長於「跳躍性的思考」，更專長於「跳躍性的學習」。他們往往都祇看到結果，卻跳過了形成這個結果的過程。基督山伯爵為什麼要「復仇」？他的冤屈有多深？德川家康的隱忍曾付出多麼錐心泣血，甚至要殺長子的代價？蔣經國的「天威難測」是建構在怎樣的權力基礎和體制上？小泉的「刺客」可以在台灣平空複製嗎？
追求典範不是隨便說說而已，不是拿個帽子隨意揮灑就了事，捧錯偶像亂拜師父，也許，被人笑一笑說是「東施效顰」，但要是移植錯了，錯把逆流當主流，再搞個什麼「戴高樂」、「麥卡錫」，豈不貽笑大方。
但是，台灣的政治人物顯然還沉迷在「江戶啟示錄」、「東京啟示錄」、「漢城啟示錄」……的美麗幻覺當中，希望他們頭腦能清醒一點，顯然是過高的期待；要他們真正為二○○八這一役，「想大的」，恐怕更是不可能！
【新新聞周報第1043期合刊本】
台灣的政壇上，現在正瀰漫著各種「氣」，怒氣、驕氣、酸氣、怨氣、殺氣……一大堆的污濁之氣，四處流竄，特別是那些想要參選二○○八年總統大位的幾位人士，更是集諸氣於一身。
他們之間，似乎總是在乎一些小恩小怨，比的也是小是小非，祇要一和競爭對手有關，彼此之間的言詞就濁氣逼人，什麼參加二二八活動，請帖有沒有專人送達，或是打電話親邀？什麼民調要用「排藍機制」？什麼「大位不可以智取」？什麼是「地方人士說的」，馬英九可能會「當選無效」？什麼「幕僚放話」：「王金平沒有勝算」……怒、酸、驕、怨、殺諸氣混雜，味道實在讓人難以聞嗅。
理論上，總統是「大位」，這些要選總統的人，當然所言所思都該是「想大的」(think big)，也應該和對手「比大的」。「想大的」並不是說一定非要拋出什麼多偉大的議題，他應該要想得更結構一點、理論更通透一點、思考得更根本一點，長遠一點。
譬如說，解決失業問題，可以發放救濟金，也可以輔導轉業，但也可以是從台灣整體產業結構著手，將救濟預算轉化成再教育資源，提升人民的競爭力，創造新生的經濟活動，這樣才叫做是「想大的」。
又譬如說，台灣因為產業結構的轉換，勞力密集的製造業已經蕭條，已有六成以上的人口從事服務業，但是，整個政府機器卻沒有因應「想大的」，針對過半數的人口，趕緊推動專門替服務業規畫將來，位階夠高，能和國科會、經濟部平起平坐，有足夠人才和預算，能夠決策的專責官署。不分藍綠，過去這些年以來，所端出來的產業政策，都還是「想小的」，以那些獲利高，但就業人口少的技術密集產業為主體；追逐總體ＧＤＰ帳面的成長，卻無法找到更合理的分配結構，真正解決大多數台灣人民生計漸入危機的窘況。
自許高又自戀，易罹患崇拜症
當前的台灣，絕對不是一個太平盛世，想競逐大位的人，他們該「想大的」事情太多，而不是整天和對手們小鼻子小眼睛的祇是「想小的」、「比小的」。
讓人更錯愕的是，該「想大的」，遲遲看不到這些有心競選總統的人表現相對應的格局；反而在搞一些「典範包裝」，台灣的天王們，可是心眼一個比一個大，他們「言必稱，行必學」的偶像，也是一個比一個大。
可以這樣說，這些政治人物自許很高，也都很自戀。
譬如說，游錫正以小泉純一郎為典範；蘇貞昌則從「做實事」的張之洞，轉向文豪大仲馬筆下之基督山伯爵了，不知蘇揆心中想要「復」什麼仇？謝長廷則是私淑德川家康，等待時機，不急著出手；呂秀蓮則捧出大長今，為自己化妝添粉；王金平陣營則自比是接位前夕之「雍正」，頗有「孤臣孽子」之心緒；馬英九則忽焉「劉銘傳」，忽焉「蔣渭水」，幕僚則觀察到是「蔣經國」，決策喜愛搞「天威難測」……一個比一個有來頭，馬王蘇謝游呂個個正化身為歷史名人，跨時空大戰，張飛打岳飛，殺得滿天飛。
基本上，追求典範原本在個人立身處事上，很有正面的價值，但這和隨便認師父卻是兩碼子事。一個愈缺乏信念和自信的人，愈會患「偶像崇拜症」，想像自己也和這些偶像一模一樣，把自己放入「自戀症候群」之列。
找典範求師父，政治紛擾根源
其實，台灣的政治人物從來就流行從歷史中找典範、求師父。蔣介石時代就力捧王陽明，鼓吹什麼「少康中興」等歷史神話。到了李登輝時代，中國歷史人物找得不夠了，一度，日本幕府的德川家康，成了當時政客人手一套必備寶典，大家讀之、引之、闡述之，好像基督徒讀聖經、穆斯林讀可蘭經、佛教徒頌金剛經般深信不疑。
李登輝為了處理掉末代省長宋楚瑜的「葉爾辛效應」，第一次總統直選後，國民黨和當時的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又搬出了法國強人戴高樂當偶像，大力鼓吹修憲，學法國「第五共和」，李登輝和許信良都自許是「戴高樂」，推動自稱可以「三十年長治久安」之「改良式雙首長制」，結果，這個制度卻成了台灣這些年來政治紛擾的根源，且無解。
到了二十世紀末，台灣政客又多了石原慎太郎這個偶像。宋楚瑜和謝長廷當時不但以石原自況，而且用石原典故，替他們「向中央說不」、「超黨派政治」找到合理性與宣傳口號。陳水扁更是大搞偶像崇拜的翹楚，他又是仿柯林頓的「大謀略」，又是效法布萊爾，自稱取經自紀登斯的「第三條路」、「新中間路線」。執政末期，為了延續自己在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地位，又想要複製美國制憲的「費城奇蹟」，鼓吹新憲了。
創造話題心態，專長跳躍學習
長久以來，台灣政治人物總是在找師父，覓偶像，總愛擺出進一步「學而時習之」的羨慕心理，總要平空移植偶像到台灣來，卻不見有幾人，真正捫心自問過：是不是找錯了師父，拜錯了偶像？
所謂的「戴高樂之第五共和」，在台灣，已經是憲政災難同義詞了；布萊爾的第三條路在英倫好像也吃不開了；石原當年為什麼會高票當選？難道真的祇是因為他打著無黨籍的旗號，敢向中央說不？還是有更深刻的日本政經因素？台灣的政治人物在拜師父、覓偶像時，真正想清楚過嗎？
其實，台灣的政治人物搞偶像，長期以來就是一種「造勢」、「創造話題」的心態。台灣的政治人物不但都擅長於「跳躍性的思考」，更專長於「跳躍性的學習」。他們往往都祇看到結果，卻跳過了形成這個結果的過程。基督山伯爵為什麼要「復仇」？他的冤屈有多深？德川家康的隱忍曾付出多麼錐心泣血，甚至要殺長子的代價？蔣經國的「天威難測」是建構在怎樣的權力基礎和體制上？小泉的「刺客」可以在台灣平空複製嗎？
追求典範不是隨便說說而已，不是拿個帽子隨意揮灑就了事，捧錯偶像亂拜師父，也許，被人笑一笑說是「東施效顰」，但要是移植錯了，錯把逆流當主流，再搞個什麼「戴高樂」、「麥卡錫」，豈不貽笑大方。
但是，台灣的政治人物顯然還沉迷在「江戶啟示錄」、「東京啟示錄」、「漢城啟示錄」……的美麗幻覺當中，希望他們頭腦能清醒一點，顯然是過高的期待；要他們真正為二○○八這一役，「想大的」，恐怕更是不可能！
【新新聞周報第1043期合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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