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路不須愁日暮。

隨著電影與電視的進步，屬於電視劇中一大類型的「歷史劇」，其編劇方式、拍攝手法與表演技巧也在日新月異中不斷翻新，在敘事方法上，編導可以使用更多的技巧，既能表現歷史，又不侑於單純的史事記載。然而，「在展現歷史時，不忘電視劇的娛樂本質」，寓史於樂，相信還是大多數歷史劇製作、編劇與導演共同的目標。

「戲說歷史」與「歷史正劇」

為了有別於夾雜微量歷史而以娛樂為最大訴求的「戲說歷史」，近年來的歷史劇多以「歷史正劇」為標榜，而原本應該是以尊重史實為戲劇內容的「歷史正劇」，卻因為「歷史正劇」該名詞的浮濫始用。近幾年來，只要是服裝道具稍作考據，故事情節尚尊重「歷史精神」的，幾乎都自動劃歸於「歷史正劇」。又因為許多號稱「歷史正劇」者，劇情中往往包含大量的虛構內容，因而，「歷史正劇」與「戲說歷史」之間原本應有的鴻溝界野，卻成了大片模糊的灰色地帶。

當然，中國傳統史書近乎皆是平鋪直述的史料匯編，歷史劇若要完全遵照史書之記載，除非史料本身就充滿故事性，否則難免流於枯燥。又因為歷史劇的訴求對像是觀眾，收視率在某種程度上決定戲劇的成敗，因而，跟他類戲劇一樣，歷史劇也必須用劇情來「抓」觀眾。因此，即便是歷史學者，也接受歷史劇在一定範圍內的藝術創作。

那麼，「歷史劇」跟「歷史」，究竟該保持何種關係，才能既不因拘於史實而枯燥沉悶，又不會流於脫繮而荒腔走版？戲曲學者林岷在《歷史與戲劇的碰撞》一書中，提到研究歷史劇的三點體會為：一、歷史劇必須有歷史事實的根據，二、在歷史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應當允許對一些故事情節進行必要的藝術加工，對戲中的次要人物、情節，可以有所虛構、誇張，三、就歷史劇而言，藝術真實應該服從於歷史真實；歷史學者馮爾康也認為「電視劇中關乎歷史背景和歷史事實不能編造，然而細節的描寫，為增強故事性、趣味性，虛構是必要的，也是允許的」。

執導《唐明皇》、《太平天國》等歷史劇的導演陳家林則認為，「歷史正劇」應符合三點原則：首先，大的歷史評價、歷史走向不能錯，第二，對歷史人物的定位應該基本準確，第三點，並不是要求每件事都有史料可查，但大的史實和重要事件基本上符合，不能南轅北轍。

文學家茅頓在《關於歷史和歷史劇》一書中提到：歷史家不能要求歷史劇處處都有歷史根據，正如藝術家不能以藝術創作的特徵為借口而完全不顧歷史事實，任意捏造。歷史劇無論怎樣忠實於歷史，都不能不有虛構的部分，如果沒有虛構就不成其為歷史劇。

綜合歷史、影視、文學諸專家之見，歷史劇對歷史的藝術加工乃是創作之必然，筆者則試將近年來知名的歷史劇，依其戲劇加工方式分為六大類：

第一類：完全演繹史料

這類歷史劇近乎歷史教材，幾近是用戲劇方法將史書影像化，優點是看戲兼學史，缺點則是所本史書若不夠精彩，則容易流於沉悶。

陳道明主演的《末代皇帝》，由溥儀進宮、三度登基為帝到中共建國後的改造，整個故事大體上按《溥儀自傳》娓娓道來。

巴森主演的《成吉思汗》，則是依《蒙古秘史》一書，將鐵木真自幼成長，統一草原，到進擊花剌子模的一生完整呈現。

李成儒主演的《武昌首義》最是此類典型，此劇將程正瀛打響武昌第一槍，熊秉坤領導武昌起事及床褥下拖出黎元洪等等武昌革命事蹟，自1911年10月9日開始，按照日期，依史書逐日演來，其詳細之程度直如教科書。

第二類：以史事為大綱，在細節中做藝術加工

這一類是歷史劇中的最大宗，藝術加工若有限，也還是尊重史實的歷史劇，若藝術加工的份量已到了喧嚷奪主的地步，那就幾乎流於「戲說」了。這類歷史劇的優點是可以在輕鬆的看戲中學習歷史，缺點則是對細節真假難辨，有興趣於史學者需翻閱史書對照。陳寶國主演的《漢武大帝》，整部戲幾乎都根據《史記》、《漢書》改編。但為求情節的趣味，也在細節中做了些小更動，例如將漢文帝巡閱周亞夫軍隊，改植到漢景帝身上，將冒頓單于以響箭殺頭曼單于的故事，改植為伊稚斜單于殺死軍臣單于。

陳道明主演的《康熙王朝》也屬這類，例如康熙征討噶爾丹一事，戲劇中在這件史事大綱下，虛構了康熙的公主蘭齊兒，蘭齊兒與大學士李光地相戀未果後，下嫁於噶爾丹。在如此的創作下，單純的戰爭故事遂夾帶了男女戀情與父女衝突，對觀眾的吸引力就更大了。

當然，若是涉及近、現代歷史，在歷史事實上的刻意加工有時會引起故事角色後人的非議，於是有些創作者乾脆「實則虛之」，反將史實「故事化」。像號稱臺灣第一部大河劇，改編自東方白同名小說的《浪淘沙》，說的是臺灣第一位女女醫師蔡阿信的故事。戲中將蔡阿信改名邱雅信，將蔡阿信的丈夫、臺灣民眾黨的彭華英改名彭英，改名後，受史實束縛的程度減少，藝術創作的空間就相對變大了。

第三類：刻意為歷史人物翻案

這類戲劇為求吸引觀眾，將歷史人物的固有評價來個大翻修，以求顛覆效果。優點是提供觀眾另一種歷史人物的看法，缺點是觀眾需要整合新、舊觀念，對史料也容易產生不信任感。

焦晃主演的《乾隆王朝》就屬這類，戲中企圖為和珅翻案，將和珅的大貪官形象顛而倒之。戲中將和珅塑造為親手抓蟬免擾乾隆午睡、親自抬轎免致乾隆顛簸，並策畫乾隆南巡等事誼的重臣，甚至還將查知「甘肅大貪案」也轉植為和珅的政績。而對於和珅貪墨一節，僅輕描淡寫，似乎成為和珅公忠體國的合理獲利。

馬少驊主演的《走向共和》也是這類，戲中重塑了慈禧太后、李鴻章、孫中山等人的形象。慈禧太后傳統上是貪權自利的天下之母，戲中則為慈禧太后發聲，塑造慈禧為圖求仁孝之國本，因而移海軍軍費為建頤和園之用，以全光緒皇帝之孝名，戲中慈禧太后的認知是戰事可敗，仁孝的國本不可廢，廢國本則天下大亂。

第四類：以虛事為大綱導入史事

這類戲劇在細節上可以是符合史實的，但史事卻籠罩在編導虛構的大前題之下，這樣的安排，優點是大前題容易吸引觀眾的興趣，缺點則是觀察對史實的邏輯容易混淆。

許晴主演的《大清風雲》就是這類。這部戲說的是孝莊皇后的故事，從莊妃與皇太極生下順治，到順治入主中原。戲劇的衍進雖尊重史實，但整部戲卻在莊妃與多爾袞戀情的籠罩下，最後還出現多爾袞欲奪帝位，莊妃坐鎮相阻的畫面。

陳寶國主演的《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也屬這類。這齣戲表現了海瑞不畏權貴、除貪護民之心，也把嘉靖耽溺求道煉丹以及雄猜臣下之性格演活了。但戲中卻用虛構的「改稻為桑」為整部戲的前題，因為「改稻為桑」的國策，方引爆嚴嵩一黨貪汙事件的敗露，也才引出海瑞的除貪之行。

第五類：雜揉史事成為新故事

這類戲劇在盡量少做歷史臆造的前題下，對史載之事做了一番雜揉，這類戲的優點是多數情節均有所本，缺點是史事的因果完全被打亂了。

王剛主演的《江山風雨情》就是這類。戲中將史事的時間做了一翻大更動，史上崇禎二年清軍內犯攻打北京，崇禎三年殺袁崇煥，崇禎六年陳奇瑜圍李自成於車廂峽，崇禎九年皇太極稱帝，崇禎十六年賜死周延儒。但史料揉雜改造後，戲中既有清兵攻打北京以解李自成車廂峽之危，也有皇太極稱帝後兵臨北京，請崇禎承認大清朝，再有袁崇煥祭奠周延儒，史事因果與邏輯完全扭曲。

第六類：將史事的細節做無限的想像與創作

這類戲介乎「歷史正劇」與「戲說歷史」之間，說是歷史，虛構的量太大，說是戲說，又偏偏還是尊重歷史現實。這類戲的優點是娛樂性強，缺點則是夾帶的歷史份量過低。

唐國強主演的《大敦煌》就是這類，戲中以莫高窟的敦煌藏寶為基點，虛構了梅朵公主、野利旺榮及方天佑等人的三角戀情，以及諸人為保護國寶做的犧牲。

李英愛主演的韓劇《大長今》也屬此類。因為史料上有「醫女長今」等語，就能擴造出長今由御膳廚房宮女到成為醫女的起伏過程，通篇雖幾無史料為據，卻能尊重當時的宮廷制度。

筆者對史學與戲劇均有莫大之興趣，看歷史劇時，特別喜歡分析史事到戲劇的改編技巧。筆者相信，若能在享受戲劇的娛樂效果時，又同時能吸收史事的知識，相信看歷史劇會比他類戲劇有更多「寓教於樂」的功用。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33期】

管子：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小時候，就喜歡看京劇。在京劇中，屬三國的故事最多。曹操是戲中經常出現的人物，在京劇中，曹操的扮相是個大白臉。小時候的我不曉得曹操為什麼要有一張大白臉，長輩們告訴我：京劇的人物都有一張臉譜，這些臉譜反映出這個人的品德與個性，大白臉表現出這個人是奸詐，紅臉則表示忠義。所以在京劇裡面，許多奸臣的臉譜都是大白臉，除了曹操之外，像趙高、嚴嵩，這都是奸臣，都是大白臉；像關公，則是紅臉，這些都是京劇裡邊的人物，他們的臉譜表現了他們的性格與品德，所以從小看了戲，就覺得曹操是個大奸臣。

曹操是大奸臣嗎？

等到讀了大學後，看了陳壽的《三國志》，卻發現《三國志》裡邊記載的曹操似乎沒那麼奸詐。曹操的故事可以從東漢末年漢靈帝死後開始，靈帝死後，何皇后跟他的哥哥何進，就立了靈帝的長子做皇帝，歷史上稱做少帝。這時候宦官當權，何進是外戚，外戚跟宦官兩體系在東漢一直是互不相容、互相對立的，所以何進就想除掉當時當權的宦官。何進一方面跟他的妹妹何皇后討論如何除掉宦官，一方面也跟當時京城的守備司令──當時稱為司隸校尉──袁紹，商量怎麼削平宦官。另外一方面，何進又寫信去召當時武力最強的「涼州軍」領袖董卓進京一起除宦官。可是何進要除宦官的消息卻外洩，宦官們知道了，就先把何進殺掉。袁紹一看，此時情勢燃眉之急，立刻帶領部下殺進皇宮去，看見沒長鬍子的男人就殺，結果在首都洛陽的皇宮裡面把宦官都殺光了，皇宮裡血流成河，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宦官大浩劫。袁紹殺光宦官不久，董卓應何進之召，帶了軍容壯盛的涼州軍進入洛陽，可是俗話說「請神容易送神難」，數萬涼州大軍突然入京，以涼州軍軍力之盛，在洛陽的袁紹軍力根本不能與之抗衡，於是袁紹就出京逃亡，離開洛陽了。董卓入京後，京城之中沒有人是他的對手，就擅自廢了少帝，立少帝的弟弟即位當皇帝，就是歷史上的漢獻帝，也是大漢四百年天下的最後一位漢朝皇帝。

董卓稱霸洛陽後，覺得這地方是中原四戰之地，無險可守，就強押著年幼的漢獻帝跟一批文武大臣，搬到離自己地盤涼州比較近的長安城去，董卓認為長安進可攻退可守，可以當自己的根據地，於是大舉遷都。到了長安後，董卓卻被他的部下呂布所殺，而董卓原先麾下幾個將領又彼此不合，互相殘殺，所以造成長安城的內亂，情況一片混亂。這種狀況下的漢獻帝簡直無處求生，他身邊的臣子就悄悄的帶了年幼的漢獻帝從長安再逃回洛陽去。這些臣子們保護著小皇帝逃回洛陽的行程是非常艱苦，因為他們既沒有盤纏，也沒有錢財，一路飽受冷熱煎熬，幾乎等於是行乞一般回到洛陽。等到他們一行人好不容易回到洛陽，一看，此時的洛陽城卻早已經殘破不堪，因為董卓離開洛陽時，率大軍把洛陽城給搶劫一空，同時皇宮裡又長期沒人住了，加上之前又死了那麼多的宦官，所以皇宮中雜草叢生比人還高，這時的皇宮景象是非常恐怖的，到了晚上還會讓人覺得鬼哭神號，幻影四出，毛骨悚然。如此情景下的小皇帝，住在這種鬧鬼的皇宮中，簡直難以入眠，更嚴重的是大家都沒食物，飢寒交迫。而且殘破的洛陽皇宮中連佣人、護衛也沒有，這些大臣們守衛著漢獻帝，就暫時讓小皇帝留在皇宮裡，大臣們出皇宮四處去跟還有殘餘糧食的人家乞食，乞討了一些食物就獻給漢獻帝，所以漢獻帝當時的情況簡直就像個小叫化頭。

這種情況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所以這些大臣們就替漢獻帝寫了許多封的求救信函，給天下各州的刺史州牧們(類似今日各省省長)求救，請他們帶兵到洛陽來保護小皇帝，可是這些求救信函發出去後，毫無音訊。當時在北方勢力最強的，就是之前逃出京城的袁紹，袁紹接到求救信後，卻置之不理，其他各地的州牧也通通不聞不問，只有曹操，他當時是兗州牧，帶著麾下軍隊進入洛陽護駕。曹操進入洛陽，看見洛陽這副殘破的景象，覺得不宜再居，於是就讓漢獻帝跟這些臣子們遷到曹操的根據地──「許」，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許昌，從此以後，曹操成了漢獻帝小朝廷的實際掌權者，日後又做了漢朝的丞相，漢獻帝日後更封曹操為魏王。當然此後的漢獻帝是在曹操的政治保護之下，漢獻帝的詔書也都是從曹操根據地許昌發出去的，但此時，各地方的州牧卻紛紛指責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但是曹操不為所動。到了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病逝，他病逝時的官位是漢朝丞相，也被封為魏王。到了十月，曹操長子曹丕，逼漢獻帝禪讓皇位，曹丕自己當上皇帝，改國號為魏，於是漢朝滅亡，歷史上稱曹丕為魏文帝。

以上這段歷史，看不出來曹操有什麼大奸大惡，從陳壽《三國志》裡邊的記載，也看不出陳壽責罵曹操如何奸惡。事實上，曹操他終生為漢臣，沒有做過一天的皇帝，雖然後來的歷史上稱曹操為魏武帝，但「武帝」這個稱號，是在曹操死後，他兒子曹丕做了皇帝後追贈給他的帝號，曹操在世時並沒有做過一天的皇帝，反而是曹操的對手劉備、孫權，他們在世的時候，都自己做了皇帝。所以從陳壽《三國志》來看，曹操對漢朝並沒有不忠，也沒有篡位，那何以京劇裡面會將曹操說成大奸臣？這讓人很懷疑。原來，曹操會變成大奸臣，實際上是受羅貫中《三國演義》的影響。羅貫中是元末明初人，他生活的時代是理學興盛時代，理學最講究的是道德，在理學的思想之下，一個人的生命還不如道德來的可貴，於是以道德的標準來看，曹操的價值就出了問題。

從政治學的眼光來看，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確確實實是「權相」，但是在政治學的觀點來看，有權力的人掌握發號施令的權，本來就是應該的，並不是什麼大罪惡，因為當時平定整個中國北方長江以北諸路群雄的，不是漢獻帝的功勞，而是曹操的功勞。從政治學眼光來看，他是當時的政治強人，有發號施令權是當然的。但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一書，是綜合宋代以來各家民間話本的歷史結晶，反映出宋元以來理學興盛後的道德眼光。所以用道德的眼光來看，曹操就出現道德上的問題，為什麼呢？原來曹操還活著的時候，曾經分別在建安十五、十九、二十二年發過三次詔令，歷史上稱做「魏武三詔令」。曹操這三次命令都是徵求人才的命令，都明白表示他要的人才只問才幹不論品德，所以縱使是不忠不孝、偷雞摸狗、品德低下之人，只要有才幹的，曹操都願意重用，在中國歷史上敢於下這種「不問德只問才」的徵求人才命令，幾乎是絕無僅有的。

我們知道，漢代選拔政治人才是用「鄉舉里選」的方式，在鄉里中是推選什麼樣的人才呢？叫做「舉孝廉」，就是推舉孝子跟廉吏，所以舉孝廉實際上是推舉兩種人才，但孝子也好廉吏也好，都是以道德做為選拔標準，也就是說漢代在推舉人才從政的標準是看他的品德，選拔有品德的人出來從政。曹操的三次命令便是要推翻漢代以來的傳統，他不論品德為才是用，而且標榜可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都沒有關係，這種只問才幹不問德的選拔標準，明白顯示曹操本人也蔑視道德。但這對宋代以後的理學家來看，曹操竟敢蔑視道德，簡直是滔天大罪，所以在宋代以後的眼光來看曹操是敗壞道德的大罪人，是故像曹操這樣的人豈可不被他們列為奸惡之人？在這種觀點影響下，連民間的話本都逐漸反映出對曹操這種泛道德式的負面評價，經過數百年後在羅貫中綜合歷代話本下寫成的《三國演義》中，也自然會將曹操描寫成奸詐小人。京劇的腳本也大多根據羅貫中《三國演義》的故事來改編，於是京劇中的曹操當然也變成大奸大惡，變成一張大白臉了。

統治者何以提倡道德

翻開二十五史，歷代的君主，無論是詔書，無論是傳記裡面，君主幾乎沒有不標榜道德的，也就是說他一定要提倡道德，徵求選拔人才同樣也要兼顧道德。那道德是什麼？在中國，很容易瞭解傳統上向來有「四維」──禮義廉恥，和「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四維八德就是中國人認為道德裡面最重要的幾個項目，所以君主幾乎沒有不提倡四維八德的。在四維八德中，最重要的是忠跟孝這兩項。忠，是公德的代表；孝，是私德的首要。如果一個人不忠，在其他的公眾事務方面，他的品德都不用說了；如果一個人不孝，那他的私德一定是有問題的。所以中國人向來注重忠、孝兩個字，在中國社會裡面，我們常常看到許多代代相傳久遠的家族，他們的族譜上往往都會寫著「忠孝傳家」以訓勉子孫。古代的統治者──君主，也是特別重視忠與孝，所以我們可看看二十五史的記載，古代君主經常褒揚、獎勵那些忠於國忠於君的人，或同樣也褒揚獎勵那些孝子。二十五史裡面，許多的史都有〈忠義傳〉、〈節孝傳〉或〈孝行傳〉，這表示中國古代統治者非常重視道德，我們看今天中國有許多地方還留有許多皇帝頒賜給那些忠臣孝子後代的匾額，這都表示歷代統治者對於道德的重視。

何以統治者要提倡道德？因為提倡道德對統治者是有利的，這其中至少有三個重要的利益：

一、造成社會的安定

道德是要求一個人行為的自我約束，每個人的行為要合乎規範，所以在有道德的社會裡面，社會秩序是井然有條的。如果道德墮落而逐漸消失，那這個社會許多亂象就會產生，竊盜、欺詐、暴力，各種各樣的社會壞事都會出現，這個社會秩序就會大亂。對於一個政權來說，社會秩序紊亂是不好的因素，因為如此會造成各個小動亂累積變成大動亂，而大動亂是政權覆亡的前兆，所以社會上最好的理想狀況是很安定沒有動亂。這是一個既存政權最希望的，社會非常安定，每個人生活都按部就班井然有序，這政權就會非常穩固。沒有一個統治者會希望社會是亂的，希望策動社會群眾一起來起鬨鬧事。

但是，以下兩者統治者是例外的，他會希望社會越亂越好：一種是這統治者別有野心，他希望把自己變成希特勒、史達林，利用民粹走向絕對集權的統治，利用動亂的群眾在混亂中建立自己的權威，搞造神運動與偶像崇拜，造成恐怖政治。另外一種統治者便是愚蠢的統治者，他也會希望社會動亂，因為他將動亂看成好玩有趣的、過癮刺激的，根本不知道社會動亂其實對他自己不利，這種統治者根本屬於無知。除了上述別具野心或愚蠢的兩種統治者外，正常的統治者都不會希望社會動亂，而讓社會安定最好的方式是讓社會上每個人都有道德觀念，每個人都能自動自發守護道德的價值。所以道德對統治者來說，是社會的基本安定力量。

二、造成清明的政治

政府的官吏如果沒有道德觀念，他很容易會讓私慾遮蓋了良知，變成了貪汙虐民，造成百姓生活困苦，這些百姓往往就會被逼上梁山，走上反叛政府的路子。我們看許多朝代的晚年政治腐敗，官吏貪汙，官逼民反，這樣的結果就會造成動亂，動亂就會造成這個政權的覆亡，所以政治清明實際上絕對是對既存政權有利的。因此，統治者會希望他底下的政府官員是清廉公義的，統治者提倡道德，可以讓官員們都有道德觀念，約束官員的紀律清明，所以提倡道德是促成清廉政治最好的方法。

三.效忠心理的建立

在中國人講的道德中，忠，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忠，可以忠於朋友，忠於國家，當然古代的統治者，是希望臣民能忠於自己忠於政權，所以君主提倡道德，是希望全國臣民都能效忠他個人與他的政權。實際上君主提倡忠，對臣民的心理確實影響非常大，我們試看在中國歷史上有段時期是政權壽命最短的時期，也就是五代──梁、唐、晉、漢、周五個短命朝代，為什麼五代的國祚都很短呢？原因很多，但其中有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忠君觀念。當時許多臣子不把效忠於某一個政權變成自己需要堅守的道德觀念，所以我們看看五代時期梁唐晉漢周的最後一個後周時，後周開國功臣，幾乎都是前幾朝的老臣，這也就是說幫助後周建立政權的臣子，其實都是前幾個朝代的重臣，他們沒有效忠於前幾個朝代，一個一個的換朝代也不在乎，他們當時並沒有效忠心理，所以五代各個政權就不斷的輪換，快速得不得了。一直到了第六個政權也就是宋朝時，當時開國君主宋太祖趙匡胤知道缺乏忠的觀念對政權是絕對不利的，所以他非常重視提倡忠，用實際行動來獎勵忠臣，下面我們舉宋太祖幾個獎勵忠的例子：

1.宋太祖趙匡胤，原是後周的殿前都指揮使，帶兵離開首都開封，到北方去禦敵。大軍走到陳橋，軍中將領將黃袍加在趙匡胤身上，大軍回到開封，表明要後周幼主禪位。後周副都指揮使韓通，鎮守開封，準備抵抗趙匡胤，大將王彥昇趁機殺了韓通，趙匡胤才能順利進入開封。王彥昇自認為功勞極大，趙匡胤卻認為王彥昇不忠，所以即位後並未重賞王彥昇，反而追贈給韓通為中書令，以示褒揚。

2.宋太祖領兵進入開封，大臣陶穀迎接宋太祖，宋太祖將接受後周恭帝的禪讓，但缺少禪讓的文告，陶穀此時從身上拿出一張紙，對宋太祖說：「臣已草擬好禪讓文告。」宋太祖看了陶穀一眼，感覺此人對後周如此之不忠，實在沒有品德，便很輕視陶穀，終身不再重用。

3.宋太祖征南唐，南唐大臣杜著、薛良偷偷潛來投降。宋太祖痛恨二人不忠於南唐，將杜著處死，將薛良貶官為廬州牙校。

4.宋太祖征服北漢，擒拿北漢宰相衛融，責問衛融說：「你幫助北漢主劉鈞勾結外敵來對抗我，是何原故？」衛融說：「犬吠非其主，我不忍心辜負劉氏，你縱使不殺我，我也不會為你所用。」宋太祖大怒，命人用鐵錘打他的頭，血流滿面。衛融高呼：「我死得其所也。」宋太祖心中欽佩，自言自語說：「真是忠臣也。」命令手下釋放衛融。

由於宋太祖獎勵忠君，所以造成宋代忠君觀念成為風氣，使宋代政權弱而不亡，國祚延續了320年，與五代的短命形成強烈的對比。

我們再回到曹操下了三次徵求人才卻不問道德的三詔令，他這些詔令其實是矯枉過正了，後果又如何呢？便是造成魏晉南北朝時代沒有忠的觀念，忠的道德觀蕩然無存，實際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曹魏本身便是個短命的政權，很快的就被晉朝篡奪了，晉朝後來也被推翻，以後就是南北朝。我們可以說從曹操以後一直到隋唐的這些時代，忠君觀念都非常淡薄，造成這些朝代許多不良的後果，政權不穩固，所以忠的觀念對於一個既存政權是非常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