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小時候,就喜歡看京劇。在京劇中,屬三國的故事最多。曹操是戲中經常出現的人物,在京劇中,曹操的扮相是個大白臉。小時候的我不曉得曹操為什麼要有一張大白臉,長輩們告訴我:京劇的人物都有一張臉譜,這些臉譜反映出這個人的品德與個性,大白臉表現出這個人是奸詐,紅臉則表示忠義。所以在京劇裡面,許多奸臣的臉譜都是大白臉,除了曹操之外,像趙高、嚴嵩,這都是奸臣,都是大白臉;像關公,則是紅臉,這些都是京劇裡邊的人物,他們的臉譜表現了他們的性格與品德,所以從小看了戲,就覺得曹操是個大奸臣。
曹操是大奸臣嗎?
等到讀了大學後,看了陳壽的《三國志》,卻發現《三國志》裡邊記載的曹操似乎沒那麼奸詐。曹操的故事可以從東漢末年漢靈帝死後開始,靈帝死後,何皇后跟他的哥哥何進,就立了靈帝的長子做皇帝,歷史上稱做少帝。這時候宦官當權,何進是外戚,外戚跟宦官兩體系在東漢一直是互不相容、互相對立的,所以何進就想除掉當時當權的宦官。何進一方面跟他的妹妹何皇后討論如何除掉宦官,一方面也跟當時京城的守備司令──當時稱為司隸校尉──袁紹,商量怎麼削平宦官。另外一方面,何進又寫信去召當時武力最強的「涼州軍」領袖董卓進京一起除宦官。可是何進要除宦官的消息卻外洩,宦官們知道了,就先把何進殺掉。袁紹一看,此時情勢燃眉之急,立刻帶領部下殺進皇宮去,看見沒長鬍子的男人就殺,結果在首都洛陽的皇宮裡面把宦官都殺光了,皇宮裡血流成河,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宦官大浩劫。袁紹殺光宦官不久,董卓應何進之召,帶了軍容壯盛的涼州軍進入洛陽,可是俗話說「請神容易送神難」,數萬涼州大軍突然入京,以涼州軍軍力之盛,在洛陽的袁紹軍力根本不能與之抗衡,於是袁紹就出京逃亡,離開洛陽了。董卓入京後,京城之中沒有人是他的對手,就擅自廢了少帝,立少帝的弟弟即位當皇帝,就是歷史上的漢獻帝,也是大漢四百年天下的最後一位漢朝皇帝。
董卓稱霸洛陽後,覺得這地方是中原四戰之地,無險可守,就強押著年幼的漢獻帝跟一批文武大臣,搬到離自己地盤涼州比較近的長安城去,董卓認為長安進可攻退可守,可以當自己的根據地,於是大舉遷都。到了長安後,董卓卻被他的部下呂布所殺,而董卓原先麾下幾個將領又彼此不合,互相殘殺,所以造成長安城的內亂,情況一片混亂。這種狀況下的漢獻帝簡直無處求生,他身邊的臣子就悄悄的帶了年幼的漢獻帝從長安再逃回洛陽去。這些臣子們保護著小皇帝逃回洛陽的行程是非常艱苦,因為他們既沒有盤纏,也沒有錢財,一路飽受冷熱煎熬,幾乎等於是行乞一般回到洛陽。等到他們一行人好不容易回到洛陽,一看,此時的洛陽城卻早已經殘破不堪,因為董卓離開洛陽時,率大軍把洛陽城給搶劫一空,同時皇宮裡又長期沒人住了,加上之前又死了那麼多的宦官,所以皇宮中雜草叢生比人還高,這時的皇宮景象是非常恐怖的,到了晚上還會讓人覺得鬼哭神號,幻影四出,毛骨悚然。如此情景下的小皇帝,住在這種鬧鬼的皇宮中,簡直難以入眠,更嚴重的是大家都沒食物,飢寒交迫。而且殘破的洛陽皇宮中連佣人、護衛也沒有,這些大臣們守衛著漢獻帝,就暫時讓小皇帝留在皇宮裡,大臣們出皇宮四處去跟還有殘餘糧食的人家乞食,乞討了一些食物就獻給漢獻帝,所以漢獻帝當時的情況簡直就像個小叫化頭。
這種情況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所以這些大臣們就替漢獻帝寫了許多封的求救信函,給天下各州的刺史州牧們(類似今日各省省長)求救,請他們帶兵到洛陽來保護小皇帝,可是這些求救信函發出去後,毫無音訊。當時在北方勢力最強的,就是之前逃出京城的袁紹,袁紹接到求救信後,卻置之不理,其他各地的州牧也通通不聞不問,只有曹操,他當時是兗州牧,帶著麾下軍隊進入洛陽護駕。曹操進入洛陽,看見洛陽這副殘破的景象,覺得不宜再居,於是就讓漢獻帝跟這些臣子們遷到曹操的根據地──「許」,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許昌,從此以後,曹操成了漢獻帝小朝廷的實際掌權者,日後又做了漢朝的丞相,漢獻帝日後更封曹操為魏王。當然此後的漢獻帝是在曹操的政治保護之下,漢獻帝的詔書也都是從曹操根據地許昌發出去的,但此時,各地方的州牧卻紛紛指責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但是曹操不為所動。到了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病逝,他病逝時的官位是漢朝丞相,也被封為魏王。到了十月,曹操長子曹丕,逼漢獻帝禪讓皇位,曹丕自己當上皇帝,改國號為魏,於是漢朝滅亡,歷史上稱曹丕為魏文帝。
以上這段歷史,看不出來曹操有什麼大奸大惡,從陳壽《三國志》裡邊的記載,也看不出陳壽責罵曹操如何奸惡。事實上,曹操他終生為漢臣,沒有做過一天的皇帝,雖然後來的歷史上稱曹操為魏武帝,但「武帝」這個稱號,是在曹操死後,他兒子曹丕做了皇帝後追贈給他的帝號,曹操在世時並沒有做過一天的皇帝,反而是曹操的對手劉備、孫權,他們在世的時候,都自己做了皇帝。所以從陳壽《三國志》來看,曹操對漢朝並沒有不忠,也沒有篡位,那何以京劇裡面會將曹操說成大奸臣?這讓人很懷疑。原來,曹操會變成大奸臣,實際上是受羅貫中《三國演義》的影響。羅貫中是元末明初人,他生活的時代是理學興盛時代,理學最講究的是道德,在理學的思想之下,一個人的生命還不如道德來的可貴,於是以道德的標準來看,曹操的價值就出了問題。
從政治學的眼光來看,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確確實實是「權相」,但是在政治學的觀點來看,有權力的人掌握發號施令的權,本來就是應該的,並不是什麼大罪惡,因為當時平定整個中國北方長江以北諸路群雄的,不是漢獻帝的功勞,而是曹操的功勞。從政治學眼光來看,他是當時的政治強人,有發號施令權是當然的。但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一書,是綜合宋代以來各家民間話本的歷史結晶,反映出宋元以來理學興盛後的道德眼光。所以用道德的眼光來看,曹操就出現道德上的問題,為什麼呢?原來曹操還活著的時候,曾經分別在建安十五、十九、二十二年發過三次詔令,歷史上稱做「魏武三詔令」。曹操這三次命令都是徵求人才的命令,都明白表示他要的人才只問才幹不論品德,所以縱使是不忠不孝、偷雞摸狗、品德低下之人,只要有才幹的,曹操都願意重用,在中國歷史上敢於下這種「不問德只問才」的徵求人才命令,幾乎是絕無僅有的。
我們知道,漢代選拔政治人才是用「鄉舉里選」的方式,在鄉里中是推選什麼樣的人才呢?叫做「舉孝廉」,就是推舉孝子跟廉吏,所以舉孝廉實際上是推舉兩種人才,但孝子也好廉吏也好,都是以道德做為選拔標準,也就是說漢代在推舉人才從政的標準是看他的品德,選拔有品德的人出來從政。曹操的三次命令便是要推翻漢代以來的傳統,他不論品德為才是用,而且標榜可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都沒有關係,這種只問才幹不問德的選拔標準,明白顯示曹操本人也蔑視道德。但這對宋代以後的理學家來看,曹操竟敢蔑視道德,簡直是滔天大罪,所以在宋代以後的眼光來看曹操是敗壞道德的大罪人,是故像曹操這樣的人豈可不被他們列為奸惡之人?在這種觀點影響下,連民間的話本都逐漸反映出對曹操這種泛道德式的負面評價,經過數百年後在羅貫中綜合歷代話本下寫成的《三國演義》中,也自然會將曹操描寫成奸詐小人。京劇的腳本也大多根據羅貫中《三國演義》的故事來改編,於是京劇中的曹操當然也變成大奸大惡,變成一張大白臉了。
統治者何以提倡道德
翻開二十五史,歷代的君主,無論是詔書,無論是傳記裡面,君主幾乎沒有不標榜道德的,也就是說他一定要提倡道德,徵求選拔人才同樣也要兼顧道德。那道德是什麼?在中國,很容易瞭解傳統上向來有「四維」──禮義廉恥,和「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四維八德就是中國人認為道德裡面最重要的幾個項目,所以君主幾乎沒有不提倡四維八德的。在四維八德中,最重要的是忠跟孝這兩項。忠,是公德的代表;孝,是私德的首要。如果一個人不忠,在其他的公眾事務方面,他的品德都不用說了;如果一個人不孝,那他的私德一定是有問題的。所以中國人向來注重忠、孝兩個字,在中國社會裡面,我們常常看到許多代代相傳久遠的家族,他們的族譜上往往都會寫著「忠孝傳家」以訓勉子孫。古代的統治者──君主,也是特別重視忠與孝,所以我們可看看二十五史的記載,古代君主經常褒揚、獎勵那些忠於國忠於君的人,或同樣也褒揚獎勵那些孝子。二十五史裡面,許多的史都有〈忠義傳〉、〈節孝傳〉或〈孝行傳〉,這表示中國古代統治者非常重視道德,我們看今天中國有許多地方還留有許多皇帝頒賜給那些忠臣孝子後代的匾額,這都表示歷代統治者對於道德的重視。
何以統治者要提倡道德?因為提倡道德對統治者是有利的,這其中至少有三個重要的利益:
一、造成社會的安定
道德是要求一個人行為的自我約束,每個人的行為要合乎規範,所以在有道德的社會裡面,社會秩序是井然有條的。如果道德墮落而逐漸消失,那這個社會許多亂象就會產生,竊盜、欺詐、暴力,各種各樣的社會壞事都會出現,這個社會秩序就會大亂。對於一個政權來說,社會秩序紊亂是不好的因素,因為如此會造成各個小動亂累積變成大動亂,而大動亂是政權覆亡的前兆,所以社會上最好的理想狀況是很安定沒有動亂。這是一個既存政權最希望的,社會非常安定,每個人生活都按部就班井然有序,這政權就會非常穩固。沒有一個統治者會希望社會是亂的,希望策動社會群眾一起來起鬨鬧事。
但是,以下兩者統治者是例外的,他會希望社會越亂越好:一種是這統治者別有野心,他希望把自己變成希特勒、史達林,利用民粹走向絕對集權的統治,利用動亂的群眾在混亂中建立自己的權威,搞造神運動與偶像崇拜,造成恐怖政治。另外一種統治者便是愚蠢的統治者,他也會希望社會動亂,因為他將動亂看成好玩有趣的、過癮刺激的,根本不知道社會動亂其實對他自己不利,這種統治者根本屬於無知。除了上述別具野心或愚蠢的兩種統治者外,正常的統治者都不會希望社會動亂,而讓社會安定最好的方式是讓社會上每個人都有道德觀念,每個人都能自動自發守護道德的價值。所以道德對統治者來說,是社會的基本安定力量。
二、造成清明的政治
政府的官吏如果沒有道德觀念,他很容易會讓私慾遮蓋了良知,變成了貪汙虐民,造成百姓生活困苦,這些百姓往往就會被逼上梁山,走上反叛政府的路子。我們看許多朝代的晚年政治腐敗,官吏貪汙,官逼民反,這樣的結果就會造成動亂,動亂就會造成這個政權的覆亡,所以政治清明實際上絕對是對既存政權有利的。因此,統治者會希望他底下的政府官員是清廉公義的,統治者提倡道德,可以讓官員們都有道德觀念,約束官員的紀律清明,所以提倡道德是促成清廉政治最好的方法。
三.效忠心理的建立
在中國人講的道德中,忠,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忠,可以忠於朋友,忠於國家,當然古代的統治者,是希望臣民能忠於自己忠於政權,所以君主提倡道德,是希望全國臣民都能效忠他個人與他的政權。實際上君主提倡忠,對臣民的心理確實影響非常大,我們試看在中國歷史上有段時期是政權壽命最短的時期,也就是五代──梁、唐、晉、漢、周五個短命朝代,為什麼五代的國祚都很短呢?原因很多,但其中有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忠君觀念。當時許多臣子不把效忠於某一個政權變成自己需要堅守的道德觀念,所以我們看看五代時期梁唐晉漢周的最後一個後周時,後周開國功臣,幾乎都是前幾朝的老臣,這也就是說幫助後周建立政權的臣子,其實都是前幾個朝代的重臣,他們沒有效忠於前幾個朝代,一個一個的換朝代也不在乎,他們當時並沒有效忠心理,所以五代各個政權就不斷的輪換,快速得不得了。一直到了第六個政權也就是宋朝時,當時開國君主宋太祖趙匡胤知道缺乏忠的觀念對政權是絕對不利的,所以他非常重視提倡忠,用實際行動來獎勵忠臣,下面我們舉宋太祖幾個獎勵忠的例子:
1.宋太祖趙匡胤,原是後周的殿前都指揮使,帶兵離開首都開封,到北方去禦敵。大軍走到陳橋,軍中將領將黃袍加在趙匡胤身上,大軍回到開封,表明要後周幼主禪位。後周副都指揮使韓通,鎮守開封,準備抵抗趙匡胤,大將王彥昇趁機殺了韓通,趙匡胤才能順利進入開封。王彥昇自認為功勞極大,趙匡胤卻認為王彥昇不忠,所以即位後並未重賞王彥昇,反而追贈給韓通為中書令,以示褒揚。
2.宋太祖領兵進入開封,大臣陶穀迎接宋太祖,宋太祖將接受後周恭帝的禪讓,但缺少禪讓的文告,陶穀此時從身上拿出一張紙,對宋太祖說:「臣已草擬好禪讓文告。」宋太祖看了陶穀一眼,感覺此人對後周如此之不忠,實在沒有品德,便很輕視陶穀,終身不再重用。
3.宋太祖征南唐,南唐大臣杜著、薛良偷偷潛來投降。宋太祖痛恨二人不忠於南唐,將杜著處死,將薛良貶官為廬州牙校。
4.宋太祖征服北漢,擒拿北漢宰相衛融,責問衛融說:「你幫助北漢主劉鈞勾結外敵來對抗我,是何原故?」衛融說:「犬吠非其主,我不忍心辜負劉氏,你縱使不殺我,我也不會為你所用。」宋太祖大怒,命人用鐵錘打他的頭,血流滿面。衛融高呼:「我死得其所也。」宋太祖心中欽佩,自言自語說:「真是忠臣也。」命令手下釋放衛融。
由於宋太祖獎勵忠君,所以造成宋代忠君觀念成為風氣,使宋代政權弱而不亡,國祚延續了320年,與五代的短命形成強烈的對比。
我們再回到曹操下了三次徵求人才卻不問道德的三詔令,他這些詔令其實是矯枉過正了,後果又如何呢?便是造成魏晉南北朝時代沒有忠的觀念,忠的道德觀蕩然無存,實際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曹魏本身便是個短命的政權,很快的就被晉朝篡奪了,晉朝後來也被推翻,以後就是南北朝。我們可以說從曹操以後一直到隋唐的這些時代,忠君觀念都非常淡薄,造成這些朝代許多不良的後果,政權不穩固,所以忠的觀念對於一個既存政權是非常有利的。
道德是內在約束力量
以上我們講到統治者需要提倡道德,因為提倡道德至少有上述三個重要利益。當然,上述三利益──社會的安定、政治的清明、跟政權的效忠,理論上也都可以用法律來要求,政府可以嚴刑峻法來維護社會秩序,也可以用嚴厲的辦法來限制官吏貪汙,或用嚴懲的方法要求全國臣民效忠。但是,法律卻是有限度的,因為「徒法不足以執行」,任何一個法律都要靠人來執行,如果執行者有了偏差,光有法律也沒有用處。例如用嚴刑峻法來維持秩序方面,秦始皇就是如此,但秦卻是個短命的政權,因為嚴刑峻法需要執法人員來嚴格執行,執法的人本身若無道德,就會利用執法過程玩弄法律上下其手荼毒百姓。如此,到了政府公權力不夠強大時,這時候人民必然還是會起來反抗,陳勝、吳廣即使手無寸鐵也要揭竿而起,便是這道理。
政府理論上也可以制訂重罰來懲治貪官汙吏,但問題上如果整個官員群個個都是操守不良,那誰去執行懲治貪汙的法律呢?也許執行懲治貪汙法律的司法官本身就在貪汙,本身就違法,那請問又如何讓政治清明呢?所以要讓政治清明絕不是只靠法律就可以奏效。同樣政府也可以用嚴格處罰的方式來要求全國臣民效忠,但這更不可能做到,因為若許多官吏當利之所在時,他就算不效忠你,你政府又能如何呢?當政府公權力不強時,是根本無法強制要求人民去效忠的。所以若單單想要用法律,去達到上述三個對執政者有利的利益,是很難做到的,可是若用提倡道德的方式,就很容易做到了。因為法律是一種外在的強制力量,一個人會畏懼法律而不敢破壞社會秩序,會畏懼法律而不敢不清廉,會畏懼法律而不敢不效忠於當時的政權。但是這種「不敢」是受外力壓迫造成的,他因為恐懼所以不敢,且一旦執行法律的公權力薄弱時,就無法再用外力約束個人了。然而道德不是這樣,道德是一種內在的自我要求,就算沒有任何外在的約束,他自己也會要求自己這麼做,因為不這麼做的話會不合他的觀念,會良心不安。所以縱使沒有外界的壓力,一個人有了非常強烈的道德觀後,他不會破壞社會秩序,他做官也會清廉愛民,對既存政權也會傾向效忠。這種內在約束力量,是法律無法達到的,我們可拿兩個例子來看:
一. 清代曾國藩:曾國藩在平定太平天國以後,手上掌握幾十萬湘軍,勢力浩大,於是有人就勸曾國藩何不乘機自立為皇帝,不用再理會滿清做滿清的臣子,但曾國藩最後仍是沒有聽從這勸告,仍選擇效忠於滿清。曾國藩不願意背叛滿清,主要不是懼怕滿清法律的制裁,而是他本身是一個強調道德的人,他覺得做一個反叛的人是不道德的,良心會不安,沒辦法對子孫跟歷史交代,所以曾國藩還是願意效忠於滿清。
二. 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文天祥抵抗蒙古軍,後來被元兵俘虜,元世祖忽必烈勸文天祥投降,甚至願意讓他做元朝的宰相,但文天祥堅決不答應,寧死不降。文天祥怕什麼?他怕投降是反叛宋朝所以會被宋朝法律制裁?但這時宋朝已經滅亡不存在,宋朝的法律早已不能制裁文天祥,但文天祥還是不投降,這個不投降就是因為文天祥心中強烈的道德意識限制他的行動,縱使有榮華富貴等著他,他也寧死不要,這就是道德觀念非常強大的一個表現。所以文天祥會慷慨選擇死亡而不選擇榮華富貴,他不是畏懼法律,而是畏懼道德的裁判。所以一個統治者提倡道德,對他的政權之延續絕對是有利的。
道德是治國之本
有人會認為君主本身的私生活常常是不道德的。不錯,君主本身確實有許多行為會不道德,但是君主是生活在一個封閉式的皇宮裡面,所以縱使其私生活不道德,通常也不太會蔓延到皇宮外為人所知,君主在皇宮外要表現的是要宣揚道德,他在皇宮內的表現是可以截然不同的。君主在皇宮內的表現真相,也許就像生了病感染許多細菌般齷齪,但這細菌也是被皇宮的圍牆包圍而沒有蔓延到社會上,社會上的百姓也不知道不清楚皇帝在皇宮中到底做了哪些卑鄙齷齪的事,所以那些皇宮內的細菌也不會感染到皇宮外的社會百姓。當然,皇帝身邊有時會有許多近臣或太監,若他們可以走出皇宮來,做了許多不道德的示範與行為時,這樣就會把皇宮中齷齪行為的細菌帶到社會上,如果帶得太多這種不良細菌到宮外,那這個政權就會生病、死亡。我們只要看東漢、唐朝、明朝等三個朝代的宦官,都能走出皇宮,把皇宮中破壞道德的不良因子細菌帶到社會上來,最後的結果便是政權崩潰。
進入二十世紀,孫中山的革命把君主專制政權推翻,從此統治者不再是君主,但縱使到了民主政治時代,仍舊是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政府行政的最高長官,無論他的名稱是總統或總理,仍然是國家的統治者。縱使進入二十世紀的中國,統治者仍然要強調道德,因為重視道德,這個國家才會繁榮強盛。譬如說在抗戰爆發之前,蔣中正領導國民政府,提倡了「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就是要強調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新生活運動對於後來的八年抗戰提供很大的支持力,這在近代史的學者們早已討論過。抗戰八年,中國物資極度缺乏,生活非常艱難,當時中國人是怎麼撐下去的?重要的便是精神力量,這精神力量從哪裡來?不能不說新生活運動是塑造了一個很重要的支柱。
1949年以後,中國分裂成為兩個政權──台灣跟大陸。在1990年以前,台灣在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的統治之下,提出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這個運動強調傳統中華文化道德的重要,所以從1949年到1990年這一段,台灣由一個動盪不安的局面,慢慢走上社會穩定與經濟繁榮,到了1990年幾乎是台灣經濟最繁榮、社會最安定的頂峰,這便是因為統治者提倡與重視道德。相反地我們看1990年以前的中國大陸,在毛澤東統治之下,歷經了三反五反、破四舊、文化大革命,這些運動都是在打倒跟破壞傳統道德價值,企圖用激情的口號與動員群眾暴力的方式來穩固執政者既得利益,所以在1990年以前的中國大陸,是社會很落後、經濟也蕭條、人民也貧窮的時候。
1990年便開始有一個分水嶺,海峽兩岸都發生了180度的大變化,1990以後,台灣開始忽視傳統道德觀念,甚至於連愛國的道德觀念在台灣也不敢公開的高喊,於是台灣社會集體價值開始紊亂,經濟開始急速衰退。反之,1990以後的大陸,重新拾起傳統道德觀念,再度推崇孔孟的傳統儒學思想,在教育上,很清楚看得出大陸是重視人文思想的,於是90年以後的中國大陸,社會蓬勃發展,經濟飛躍進步,所以這兩個對比是非常有趣的。90年以前的中國與台灣,跟90年以後的中國與台灣,是兩個強烈的對比,這關鍵點是在於道德,也就是在於統治者提不提倡道德,提倡道德的就會造成國家強盛與政權穩定,不提倡道德而光喊激情口號的,就會造成國家的衰弱與政權的不穩。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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